中科院院士讲述研发两弹一星光辉岁月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通讯员 吴晶平

    “两弹一星”精神是什么？听听亲历者的讲述吧。

    5月27日，珠江科学大讲堂第四十一讲走进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计算数学专家、长期从事核武器研究的郭柏灵作题为《发扬两弹一星精神，促进我国高科技发展》的讲座。

   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

    讲座中，郭柏灵介绍了我国在研发“两弹一星”过程中的艰难险阻，讲述了一批优秀的老科学家对祖国的热爱和为事业无私奉献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。

    “两弹一星的研发对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，它不仅促进了国防事业的发展，而且带动了科技事业的进步，培养了一支吃苦耐劳、勇于创新的科技队伍，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。”

    郭柏灵说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我国专门从事核武器研究的单位，该研究院过去有一个代号——九院。郭柏灵就在九院下属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研究所工作。

    郭柏灵介绍说，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。1950年中国投入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。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，1953年10月30日美国“国家安全基本政策”的机密文件中提到：“万一美国与中国发生敌对行动，美国将把核武器视为同其他武器一样可供使用的武器。”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其时的最高决策者意识到，为了国家安全，中国必须拥有核武器，制造自己的核盾牌。

    1955年1月，党中央审时度势，做出了研究核武器的决策。1956年4月25日，毛泽东主席在《论十大关系》讲话中进一步指出：“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，而且还要有原子弹。在今天的世界上，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，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。”1958年，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，也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，在北京成立。

    核武器国家中核试验次数最少

    郭柏灵介绍，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，我国已拥有一支精干有效的自卫核威慑力量。

    “大家可能会问现在我国的核武器到了什么水平。目前国际上主要承认三个核大国：美国、俄罗斯、中国。我们与美俄应该说处于相同水平，存在的差距不是在质量上的，而是在数量上。”

    郭柏灵说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中国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。1964年10月，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。两年又两个月之后，氢弹原理性试验爆炸成功。又过了半年，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。时间之短在世界上史无前例。

     “在五个核国家中，我国进行的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，达到同样的水平，中国只用了45次，美国用了1030次，苏联是715次，法国是210次，英国也是45次，但它与美国有技术合作。用最少的试验次数获得最大的成功，这是我们值得引以为豪的地方。”

    郭柏灵说，1984年我国氢弹理论设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，大家公推彭桓武院士的贡献应该名列第一。当把奖章和奖牌交由他保存时，彭桓武院士坚决不收，而提议放在科研院里，并为此写了一副对联：“集体集体集集体，日新日新日日新。”

     “这副对联是突破‘两弹’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宝贵经验。根据初步统计，曾经直接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两院院士就有40来位，其中不少是随着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。”

    最后郭柏灵向在场观众讲到，在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，必须勇于与别人争论、讨论，必须对新鲜事物保持兴趣，不断地总结经验，发现问题。“做科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兴趣，如果没有兴趣就没有灵感，没有灵感就没有一切。”

     亲历艰辛

    用“手摇计算机”研发核弹

    郭柏灵介绍了自己加入中国核武器研究事业的经历。

    1958年，郭柏灵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，便留校工作。

    1960年国家调了首批大约108位科学家到九院工作，这些科学家当时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。第二批是1963年从全国的高校、科研机关挑选人员到九院，就在这时郭柏灵来到九院。

    郭柏灵说：“当时觉得能够在这样的单位工作非常自豪，尽管工作条件非常艰难，也毫不在意。”

    那些年粮食紧缺，北京的情况也很糟糕，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。到了1963年情况有所改善，但是也很艰苦。

    郭柏灵回忆，刚到九所工作时，大概一个月只发5斤米，此外就只能吃窝窝头，每顿两个窝窝头。住房的条件也很差，郭柏灵在北京工作半年后，才分到一间9平方米的单间，三家合用一个洗手间，上厕所都要排队。

     就科研条件来说，虽然当时中央很重视九所，但那个时候条件普遍都很差，工作的地方必须要两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。研究核武器的计算条件也很差，用的是手摇计算机，还是唯一一台电子管的计算机。

    郭柏灵感慨道，虽然条件很艰苦，但是大家发挥了高度的政治热情。为了将原子弹早日造出来，楼里每天晚上灯火通明，科学家们一直到晚上12点还不肯走，当时的支部书记都得赶着这些科学家们回去睡觉。

    先驱轶事

    他们为“两弹一星”奉献一生

    当年，郭柏灵和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们一起日夜工作。这些老科学家们学识高超、精神可敬。

    郭柏灵回忆说，著名的王淦昌院士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后来被调到当时苏联的一个研究所担任研究组组长。王淦昌的发现在国际上很有名，后来成为“两弹一星”实验部的负责人。

    彭桓武出国留学后回到441所，在核武器的贡献中居于领导地位。他非常朴素，衣着很随便。彭桓武有一次在北京天桥看别人下棋，穿着颇破旧，结果被公安局抓了起来，后来一问才知道他是科学家。他也是周光召的老师，曾亲自写信给中组部推荐周光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。

    郭永怀则为“两弹一星”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有一天夜里，他要从青海飞回北京汇报工作，然而当时民航的夜空飞行技术还没有过关，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，郭永怀也在这次意外中牺牲。

    朱光亚原在美国担任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，当时国内的科学家给他写信，劝他回来为祖国事业奋斗。他欣然回国，并调到了九院。朱光亚为“两弹一星”事业奋斗了一生，曾担任总装科技委主任。

    当然还有“两弹一星”元勋——邓稼先，国内有很多记述他丰功伟绩的电影，他将一生献给了“两弹一星”事业。郭柏灵说，有一次核武器飞空进行实验，从飞机上投下原子弹。实验过程中原子弹掉下来时降落伞没有打好，结果原子弹没有爆炸，但是发现了很多碎片。邓稼先作为现场的领导人之一，亲自去捡弹片。核武器有辐射，其研制对身体会造成伤害，后来邓稼先不幸羅患癌症。

    此外，“两弹一星”的功勋奖章获得者还有程开甲、陈能宽、于敏、周光召等。